文化馆如何破圈？来这本新书寻找破解密码

时间：2021-12-14 17:17:25 来源: 川观新闻

四川在线记者边钰

什么是文化馆?当前文化馆发展又面临哪些痛点?如何破局?日前，由四川省文化馆副书记、副馆长，研究馆员，四川省公共文化专家库专家，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和旅游政策研究实验基地特约研究员唐健春撰写的《中国文化馆(站)历史进程与高质量发展》由长江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通过对文化馆(站)发展的实践性经验进行了学理性总结，为文化馆领域的行业发展和改革提供了一种基础性的支撑。12月14日，记者联系上唐健春，听他讲述新书出版背后的故事。“希望能为文化馆人改变困境提供一些思考和作用。”提及撰写初衷，唐健春说。

唐健春

调研文化馆超500家历时2年编写而成

在文化馆战线工作30余年，唐健春走访调研的文化馆超过500家。随着走访的深入，他对文化馆的发展有了更深的思考。他提到，在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中，文化馆(站)系统无疑是体系最为完善、内容最为广泛、深入基层最彻底的公共文化服务载体和平台。当下，全国省级文化馆有32个、市级文化馆有350余个、县级3000余个，乡镇街道文化站更是达到4万余个。从机构总量来看，均远远超过同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图书馆、美术馆和博物馆。

放到四川来讲，尽管有着庞大的数量基数，文化馆却面临着效能不高、优质文化资源还未发挥出最大效能等困境。针对这些困惑，唐健春将自己的所思汇成《中国文化馆(站)历史进程与高质量发展》一书，着重探讨了中国文化馆(站)建设和发展历程，旨在推动文化馆(站)在新时代的发展进程中，更好地发挥功能作用，更大化地满足社会文化需求，更健康地稳步发展。

书中，他从中国文化馆(站)事业发展进程中的历史沿革、功能职责、社会价值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研究出发，以其发展模式为剖析对象，进而将文化馆(站)社会功能变迁总结为：经由“唤醒民众”到“自娱自乐”后归于“关注民生”，聚焦于进一步夯实文化馆(站)建设基础，激活文化馆(站)发展活力，提升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水平，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实现文化馆(站)事业高质量发展探索路径等提出兼具理论与实践意义的探讨。

《中国文化馆(站)历史进程与高质量发展》

文化馆并非现代产物清末就有雏形

在编撰过程中，唐健春几度想要放弃。“和图书馆、博物院等不同，文化馆缺乏专业学科建设。这使得一直以来，文化馆(站)的学术研究理论成果相对较少。”唐健春说，这给编撰增加了难度，不少资料都难以收集，需要靠自己通过田野调查，一步一步梳理，历经两年时间，他才最终完成书稿。

在很多人印象中，文化馆似乎是一个现代化的产物，唐健春解释，“这属于误读。”他提到，早在清末，文化馆就有雏形存在，不过那个时候，不叫文化馆，而是叫做民众教育机构。“清末及民国初期，在当时政府的主导下，以提高社会文化水平、改进社会生活为目的的民众教育馆，汇集了图书馆、博物馆、体育场及音乐厅等各种社会教育功能，采用民众喜闻乐见的施教方式，对城市市民和农村民众进行有效的教育。”他举例，1911年，辛亥革命后，全国各省组建了通俗演讲所、通俗教育馆和社会教育馆。1915年，当时的民国政府教育部规定“通俗教育馆”是实施社会教育的中心机构，以“开通民智，改良风俗”为宗旨，通令各省设立，以提倡开展社会教育。1929年，民国政府教育部通令全国，将“通俗教育馆”改为“民众教育馆”，使之为教育民众的中心机构。从此，民众教育机构在全国各地被广泛建立起来，以提高社会文化水平、改进社会生活为目的。

不过，他也强调，民众教育是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兴起的一种社会文化运动，为当时的社会文化活动开展和以后的文化建设均提供了诸多的探索价值和实践意义。

放到四川来看，最早成立的民众教育馆的是成都市民众教育馆。1924年3月，筹建成立成都通俗教育馆，首任馆长卢作孚。此时的成都市通俗教育馆设有博物、图书、体育、音乐、讲演、出版、游艺、事物八部。1935年，成都市政府依据《教育部修正民众教育馆暂行规定》，将“成都市通俗教育馆”改为“成都市民众教育馆”，并将其定为二等民众教育馆。

1924年8月，成都市通俗教育馆正式对外开放，开放时间每天早上8时至晚上8时，在此时限内，任人游览，”其职责一是举办各种类型的展览，二是举办群众性文体活动，三是进行大型群众集会。各个场馆都会举办各种展览会、运动会、音乐会和戏剧表演，并成功举办了四川第一次大型运动会，吸引了众多民众前来参观。”当时，如遇元旦、春节等重大节日，还会邀请名人演讲，表演新剧、武术、游艺、电影等，市民众教育馆也是政府举行欢迎活动的场所。从内容来看，当时的“文化馆”内容颇为丰富。

突破效能是关键

从“民众教育”到“群众文化”，再到如今的“公共文化”，唐健春说，发展至今，当今的文化馆(站)内容更为精细，主要功能是“开展全民艺术普及”，保障公众获得基本公共文化需求。

不过如何提高文化馆效能，一直是一个难点。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馆如何关注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如何构建群众文化活动互动参与的阵地、如何创新融合发展的基层服务模式等，成为文化馆发展转型亟需研究的课题。“只有从需求出发，去研究群众的文化需求，而不是闭门造车，才能从消除文化供给的‘剪刀差’。”

唐健春还特别提到，当前文化馆的发展困境在于基层。“对于基层来讲，缺乏人才、资金等难题，通过建立总分馆制，是一个不错的破解方式。通过统一设施管理、统一人员调配、统一制度考评等，可以激活基层文化馆的发展‘活水’。”如今，在上海、浙江嘉兴，甚至成都龙泉，都有这样的尝试，且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不过，要走的更远，文化馆的学科建设、学术研究短板也要及时补上，“没有相关理论研究，文化馆发展容易陷入‘致盲’困境。”

唐健春调研群众文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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